李伯重:反思“新经济史”研究:回顾、分析与展望

admin 彩名堂 2019-10-07 11:32:52 7215

  

  

反思的时代,时代的反思

  

   今天是一个反思的时代,需要我们进行时代的反思。科学家施一公近来指出:“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他这句话道出了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反思。有意思的事,他认为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和变革”,就“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揠苗助长”。在这个大背景下,对史学进行反思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在史学发展的历史上,不断进行反思乃是一种常态。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希尔(Christopher Hill)也说:“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新的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同的。”要重写历史,就必须对过去的史学研究进行反思,因此反思是史学发展长河中的永恒话题。

  

   在西方史学界,反思是经常性的,不仅以“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为标题的论著比比皆是,甚至还出现了以此为专门讨论的杂志。每次大的反思,都催生了新的一波“新史学”(New History)的出现。先前的“新史学”,至此却变成了被批判的“旧史学”,而新出现的“新史学”随后又变成了“旧史学”。这些“新史学”(或者“新新……史学”)不断接踵而来,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后相接,后波推前波,形成了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连绵不断的“新史学”运动。在中国史学界,虽然情况与欧美有所不同,但反思也十分频繁。在中国的近代史学建立之初,学者们对传统史学(即“旧史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结果是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运动的兴起和近代史学的建立。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对这种“新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反思”。经过这个“反思”,以往的“新史学”几乎被全面否定,代之而来的是以苏联史学为范本的“新史学”。到了1958 年的“史学革命”中,又对前几年建立的“新史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种特殊的“反思”不断上演,结果是“阶级斗争史学”、“儒法斗争史学”这些更新版本的中国“新史学”应运而生,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统治中国史坛达十余年之久。“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的演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八十年代,历史学界对以前三十年的中国史学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个反思对于之后三十年的中国史学发展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是这三十年中国史学得以取得重大成果的关键之一。这是一个反思的时代,进行的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反思,即时代的反思。

  

   到了今天,中国史学似乎又到另一个反思的时代了。王学典说:“‘文革’结束已经快40 年了。30 年河东,30 年河西。历史几乎每隔30 年都要出现一次轮回:从1919 到1949,从1949 到1979,从1979 到2009,几乎都是如此。从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10 年开始,像中国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门类一样,中国史学事实上又面临一次再定向,或者说,已经进入又一次再出发的前夜”。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对中国史学的“前三十年”(1950-1980 年)进行反思的时代,那么今天则是一个对“后三十年”(1980-2010)的史学进行的反思的时代。这次反思是对先前反思之反思,借用一篇文章的标题来说,今天就是一个“反思反思的时代”。在这个时候进行的反思,如同前一次反思一样,也具有时代意义。因此,今天也是一个反思的时代,而今天进行的反思也是时代的反思。上一次反思的主要成果,是使中国历史学家的思想得以从“前三十年”中盛行的许多框框套套中解放出来,并且破除了中国史学界这三十年的封闭状况,使得中国历史学家得以“开眼看世界”,形成了“西学”引进的热潮。陈春声指出:“三十年前,在刚刚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之下,有点生吞活剥地介绍和学习欧美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以几乎没有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功利色彩的理论热情,甘愿冒着各种风险,反思当时我们认为关系到整个历史学发展路向和学术基础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与之同时,中国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也就随着改变了”。“后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史学在上一次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开放”的结果,因此到了今天,“新的学术世代正在数据可视化、数字仓储、文本发掘、多媒体出版、虚拟现实等所谓‘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在我们的学生中,懂得‘叛师’的最优秀者,其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已经呈现出与我们这一代人迥然不同的样貌”。然而,在“后三十年”中形成的“新史学”中,到底有哪些积极因素值得发扬,哪些消极因素应当扬弃?在这个新的世代交替的时候,对“后三十年”进行反思,无疑对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欧美史学界的历次重大反思活动中,经济史都是主要领域,因此反思所催生的“新史学”也以在经济史领域中最为成功。中国史学界也不例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史学界反思中,经济史起了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于经济史学在近代中国史学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由于自1950 年以后中国史学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而后者高度强调“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因此经济史在“前三十年”中的“正常时期”,在中国史坛上一家独大,成为中国史学的主体。到了“后三十年”的前二十年,经济史学仍然是中国史学各学科中实力最大者。正是因为这种地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界的反思,也是从经济史学开始、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最为成功的。由中国社会经济史开始的反思,对“后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因此以经济史学为重点来反思“后三十年”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很有意义的。

  

   在“后三十年”中国经济史学中出现的最值得关注的新事物之一,是一种与前不同的经济史研究的出现。这种经济史研究与“前三十年”中的那种“老”的经济史研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称之为“新”的经济史研究。从广义上来说,这种新的经济史研究,就是使用“后三十年”才出现或引进的新研究理论、范式、方法,对新的领域和问题进行研究的经济史研究。这个新的经济史是“后三十年”中国经济史学的主要成果,也是中国经济史学赖以出现繁荣局面的学术根基。然而,上面所说的新的经济史,不等同于美国学界所说的“新经济史”(New Economic History)。前者泛指我国史学界在“后三十年”出现的不同于“前三十年”的经济史研究,而后者则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专门名词。但是两者都是经济史研究科学化的产物,而且彼此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先从美国的新经济史说起。

计量经济史的盛衰:狭义的新经济史在美国

   现在许多学者心目中的新经济史,乃是美国的新经济史。这种新经济史最主要的特点,依照福格尔的诠释,乃是“重新建立起过去曾经存在、但却没有发扬的计量方法,强调重新组合原始资料,使之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得到计量处理,强调去发现那些无法直接计量的经济现象”。简言之,就是充分运用计量方法进行经济史研究。因此新经济史也被称为计量经济史或经济计量史、数量史学或量化史学以及历史计量学,等等。虽然这些名称的含义不尽相同,但是它们谈的实际上仍然是同一门学科。由于我国学界主要采用计量经济史,因此在本文中也采用这一名称。

  

   计量经济史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以于1958年康拉德和迈耶的《南北战争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的发表为标志。而后发展迅猛,诺思和福格尔也因在这方面的贡献于1993年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计量经济史的出现和发展,在西方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经济史革命”。这个革命对经济史学这个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古德里奇说:“新经济史的出现是经济史研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定量研究方法的采用使得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挑战,这是一次新的‘知识革命’,就好像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织布对手工织布是一次革命一样”。其结果,使得“经济史研究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以文字形式表现,一个是以数据形式表现,前者可以称之为‘经济史’,后者已经不能称之为‘经济史’了,需要另外起一个名称。”

  

  

   虽有上述差别,但计量经济史的各种流派都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即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依照安德森的说法,量化历史是一系列利用数据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技艺的总称。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其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计量经济史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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