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中)

admin 星月娱乐 2019-10-08 10:54:25 9011

   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同年,如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出版了《教育学参考资料》(新华书店1949版,上海联合出版社印行),其“编辑大意”指明,这本《教育学参考资料》“可暂用为(师范学校)‘教育概论’一科的基本教材”。1950年,如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颁发了《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其中包括《教育学课程标准》。这些“基本教材”或“课程标准”以新民主主义教育为研究对象。此外,还有教材性质的著作,如常春元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教程》(上海杂志公司1950年版)等。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说过:“苏联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新文化的范例。”(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4页。)我国东北地区解放早些,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以前,就提倡“学习苏联”。东北当时的一些教育刊物,如《东北教育》等就开始译介苏联教育的经验和理论。建国初,刘少奇曾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苏联有许多世界上都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注:《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49年10月8日。)

   《人民日报》于1949年11月14日发表了节译原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俄文版)第二十一章《国民教育制度》(《人民日报》题为《苏联国民教育制度》,于卓节译);继而在195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节译的凯洛夫《教育学》第十二章《劳动教育》(《人民日报》题为《苏联的劳动教育》,蒋洪举节译);1950年4月3日的《人民日报》,又译载了冈察洛夫著的《教育学原理》(1947年俄文版)的“序言”,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的第五节《教育学是科学》(《人民日报》题为《论教育科学》,沈颖、南致善合译,并认为凯洛夫主编的这本《教育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著”)。这对当时急于了解原苏联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和理论的人来说,乃是“雪中送炭”了。

   教育界迅速掀起了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热,尤其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热。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学百年中的第三次热潮了。

   这个热潮的主要特征有:一是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教育学,如凯洛夫主编,沈颖、南致善等译:《教育学》(1947年俄文版;据1948年俄文第2次修订版翻译。新华书店1950年上册初版,1951年下册初版;分两册。自1951年上册第2版和下册第2版起,改由人教社先后出版,南致善作过部分修订。1951年上册第3版和1952年下册第3版,由南致善、陈侠共同修订。1953年合上、下册为第3版合订本,其中前7章,尤其是第五章的译文,又作了订正);冈察(查)洛夫著、郭从周等译:《教育学原理》(初译稿)(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叶希波夫、冈察(查)洛夫编,于卓、王继麟等译:《教育学》(上、下册)(东北教育出版社曾出版上册,其后人教社1952-1953年版);斯米尔诺夫著,陈侠、丁酉成译:《教育学初级读本》(人教社1953年版);申比廖夫、奥哥洛德尼柯夫著,陈侠、熊承涤等译:《教育学》(人教社1955年版);凯洛夫总主编,凯洛夫、冈察(查)洛夫、叶希波夫、赞科夫主编,陈侠、朱智贤等译:《教育学》(人教社1957年版)等。上述苏联的教育学译本中,以凯洛夫主编的于1950-1952年出版的上、下册影响最大不少高师院校以之为教材或主要教学参考书,一些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学教师也以之为业务进修读物。当时上面大力提倡,倒也总是叮嘱:“结合中国实际”,可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下边积极响应,教育界可以说真是满怀学习激情,奉之为教育学的“经典”。它成为衡量与评价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主要依据。

   二是邀请不少苏联专家讲授教育学。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先后邀请苏联教育学专家讲学。召集师范院校老中青教育学教师办进修班,或挑选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办教育学研究班等形式,直接听专家的讲授。

   三是本国学者积极作辅导性或普及性报告。如孟宪承在华东教育部干部业务学习时,作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编“教育学总论”和第二编“教学理论”的辅导报告(注:《新教育》1951年,第4卷第4期;《新教育》1952年3月号。)。又如张腾霄应北京市文教局之邀,于1951年春对北京市小学教师作教育学报告;曹孚于1952年秋和1953年春应上海市教育局之邀,对上海市小学教育工作者作教育学报告等。当年曹孚的每次报告,由速记员记录,并整版发表于《文汇报》,供教育界学习。到1955-1956年,上海市教育局还曾组织“上海市中等学校教育学广播讲座”,由张文郁、胡守fēn@①等在上海电台分别播讲等。与此同时,报刊开始介绍一些学者的学习体会。如《人民教育》,连载青士(陈选善)的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后的体会(注:《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后的一些体会》,《人民教育》,1951年第3卷第4-6期;第4卷第1期。)。

   四是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十分用心。有的研究者比照原版阅读翻译的《教育学》,并列数翻译谬误。举例来说,正风书局于1951年出版了高晶斋翻译的奥戈罗德尼科夫、史姆比辽夫(按:即奥哥洛德尼柯夫、申比廖夫)1950年俄文版《教育学》,抢时间,瞩目于经济效益,不顾社会后果,翻译的错误累累,被陈侠、尤真、马骥雄等一一读了出来(《人民教育》1952年4月号、5月号)。

   五是不断引进原苏联教育学研究的最新信息。如1952年苏联围绕10个教育和教育学问题展开讨论,《人民教育》1952年5月号及时进行介绍。这10个问题是:1.教育这个社会现象的专门特点;2.教育对经济基础的关系;3.教育对上层建筑的关系;4.教育是永恒的范畴还是历史的范畴;5.教育中的阶级的、民族的以及全人类的东西;6.教育与发展;7.教育与遗传性;8.对于过去的教育遗产的态度;9.教育研究的方向与任务;10.教育学方面的理论工作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人民教育》1952年7-8月号,刊出胡沙译的包德列夫、叶希波夫等的《关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的专门特点的争论总结》(注:在华东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参考资料》时,胡沙译文的个别地方,曾请杜殿坤校改过;同时,文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都改用了新的译文(《教育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教社1980年版,第131-157页)。又见黄云英译:《关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的专门特点的讨论总结》,《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第76-104页。)。

   六是出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教育学讲义和报告。如波波夫:《共产主义教育思想》(人教社1953年版);普希金:《教育学讲义》(北京师大1952年);崔可夫:《教育学讲义》(上册)(人教社1954年版);杰普莉茨卡娅:《苏维埃教育学讲义》(华东师大1957年);安娜斯达西耶娃:《教育学辅导和专题报告记录汇编》3辑(中央教育行政学院1957年)。张腾霄的《小学教师业务学习讲座》(大众书店1951年版)、曹孚的《小学教育讲座》(人教社1953年版,1954年再版时易名为《教育学通俗讲座》),是在上述口头报告的基础上成书的,前者先后印刷33万册,后者累计发行80余万册;等等。

   当年在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的基础上,教育部于1952年印发了供中等师范学校教学参考用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这份大纲尤其参考了叶希波夫、冈察(查)洛夫合编的苏联师范学校《教育学》的体系。由师范教育司邀请张凌光、丁浩川、朱智贤、陈选善等14位学者专家据上述《教学大纲》撰稿,潘开沛、王铁校订,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师范学校课本”《教育学》(4册,暂缺第二章内容)。1953年第3版时,由王忠祥修改,曹孚校订。1956年第5版时合并为2册,由陈元晖等修改,曹孚校订。这部中师《教育学》第5版的《出版者的话》说:“编写本书的目的是在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通俗地论述教育科学问题,以供师范学校学生学习之用。”(注:《教育学·出版者的话》(上、下册),人教社1956年版,封2。)

   1954年,教育部组织编订了《初级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并说明:“新中国的教育学是研究如何对新生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科学。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本教学大纲又是参照苏联教育学的一般体系拟定的。”(注:《初级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人教社1954年版,第1页。)又于1956年组织编订了《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和《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教学大纲》,都提到它们是参照了1954年苏俄教育部批准的师范学院教育学教学大纲,结合我国过渡时期教育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注:《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人教社1956年版,第1-3页;《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教学大纲》,人教社1956年版,第1-13页。)。可见,当年原苏联教育学的“榜样作用”是极其有力的。这一阶段编写的教育学,除上述中师《教育学》外,不少高师都编写了《教育学》,只是正式出版的少。举例来说,有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上、下册,1955年;其后,北京出版社1957年第一次印刷时,分上、中、下3册,同年第二次印刷时,则分为上、下2册);陈友端、郑其龙编:《教育学》(上、下册,1954年);东北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上、下册,1956年);开封师院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等等。

   由人教社出版的中师《教育学》,对全国中师影响甚大。它到1958年“教育大革命”时停止使用,人教社一直到80年代才出版新的中师《教育学》(试用本)教材。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的《教育学讲义》,是1953年下半年“为了提高各系公共必修教育学的教学质量,企图在几年来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苏维埃教育学科学体系,编写一套能够初步适合要求的教育学讲稿”而面世的(《前言》)。它对全国高师产生过影响。

   以1948年俄文第2次修订版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从一个侧面说,它是苏联三四十年代教育经验的写照和总结。自1931年起,由联共(布)中央直接出面,反复指出:“学校目前的根本缺点是:学校的教学没有提供足够的普通教育知识,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培养充分掌握科学基础知识(物理、化学、数学、语文、地理等)而且完全符合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要求的人——也完成得不能令人满意。”(注:《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的决定》、《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瞿葆奎主编,杜殿坤、俞翔辉、朱佩荣选编:《教育学文集·苏联教育改革》(上册),人教社1993年版,第242、251、260页。)并严厉批判了“反列宁主义的学校消亡论”、“伪科学的儿童学”、“教学法上空洞计划的设计教学法”等。有如人们所说的,概而言之,它在指导思想上是“三中心”的:“以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它是原苏联这个时期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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